转载专栏 | “恪慎清廉” “始终一节” 陈廷敬
陈廷敬画像
陈廷敬（1638-1712)，本名陈敬，字子端，号说岩、午亭。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人。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三甲第195名）,选任庶吉士，授内秘书院检讨，后任日讲起居注官，入值南书房。擢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礼部侍郎，历任左都御史及工、刑、户等部尚书，康熙四十二年（1703）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康熙字典》总修官，《明史》等书总裁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病逝，谥文贞。工诗文，著有《午亭文编》等书。
经纶巨手 辅弼良臣
陈廷敬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母亲张氏对他口授《诗经》和“四书”。他生性聪颖，6岁进入私塾读书，9岁赋《牡丹诗》:“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坼。要使物皆春，须教春恨释。”清顺治八年(1651)，年仅13岁的陈廷敬与父亲一道赴试潞安府考秀才，陈廷敬以童子第一入州学，而年已46岁的陈昌期却成绩不如儿子。莱芜人张四教学使知道陈廷敬会写诗，独不考他诗，而考《五经》义，立就。顺治十四年（1657)，他参加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顺治帝给他加上“廷”字，以示区别。
陈廷敬初为庶吉士，康熙十一年（1672)，任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初期的日讲起居注官，集侍直内廷、掌记注与讲教经史于一身，除了将皇帝的一言一行书之简册外，更要紧的是还要和皇帝切磋学问，交流思想。故担任此职被时人看作是极其荣耀之事。陈廷敬比康熙皇帝大16岁，他34岁当上日讲起居注官，随后又升为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经筵讲官、掌院学士、入值南书房，一直随侍皇帝。他有条件与康熙一起讲经说史，研讨兴亡，给他灌输儒家思想，激发其励精图治，发奋有为。他通过历史经验教训，向康熙皇帝讲“修己”“得人”“务实”“以天下为家”的治国之道，使康熙皇帝悟出了“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道，全关在此”的秘诀，对其“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极为赞赏。这对清代实现“康乾盛世”无疑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三藩之乱”平定不久，陈廷敬及时提醒康熙皇帝要利用国家安定、上下一心的大好形势，制定治国安邦的长远战略，切不可“狃于旦タ”“狃于小利”。康熙中期，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针对这些权力之争，陈廷敬利用讲筵奏对的机会向皇帝尖锐地提出了要注意“小人”这种“暮夜之贼”的重大课题。指出：“上德不能下达，民苦不能上闻，皆因小人从中壅塞所至。”又提醒皇帝：“君子光明磊落，即有过失，人所易见；小人巧意回邪，患得患失。凡所以贪位固宠者，无所不至。又能形人之短，见己之长，能使人主信任而不疑。故得专权而肆其恶。”这些告诫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因而当机立断，铲除了大学士明珠等权重一时的“小人”势力，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平定“三藩”后，清政府转入恢复和发展生产时期。但长期以来国家铸造制钱的铜远不敷用，造成了银铜二者折算比率失调、民皆毁钱作铜、金融市场失控的现象，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八月，时任吏部左侍郎管理京省钱法的陈廷敬，上疏指出“今日民所不便，莫过于钱价。向日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今则仅得八九百，其故有毁钱作铜。夫销毁制钱，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者，厚利之所在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产铜之地实行“停其收税、听民开采”的鼓励政策，“则铜多而钱价益平矣”。清廷这一利民利国的矿业政策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民间采掘的积极性。一年之间矿产量增加20倍，不仅使私铸制钱得到有力的控制，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蠲免”是国家振兴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但其功效常因手续复杂、行动迟缓而大打折扣。康熙二十四年，时任左都御史的陈廷敬，针对前年山东济宁、海丰、沾化发生水灾，时隔一年，蠲免政策尚未落实的办事效率，以“赈灾救民为急务”上疏皇帝说，赈灾这样缓慢，对灾民无异于远水近火。建议朝廷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勿循旧例，得以采纳。这无论是对灾民有效的赈济，还是克服官场文牍盛行、办事拖拉的作风都不无益处。
处脂不染 清操肃然
在局势稳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清廷的官场腐败也日益加剧。其直接表现是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两次担任左都御史和吏部尚书的陈廷敬高度重视吏治的整顿。他于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上疏：提出了“奢俭”是“贪廉”的根底，“欲教以廉，当先使俭”的灼见。尖锐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建议通过朝廷立法，严格重新规定衣冠、车马、服饰、器用、婚丧礼仪制度，都要“贱不得俞贵，小不得加大”。康熙皇帝表示赞同。同年九月，他进一步上疏“请严督抚之责成”，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贪，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并针对“火耗”“黩货”“峻削”等贪污手段，提出了考核督抚便于操作的具体标准。清廷根据他的建议，明确规定：以后督抚保举人才，要列举其实绩，要把没有加派“火耗”等劣迹列为首条。把“实心奉行上谕，每月聚众讲解”列为第二条。如保举不实，督抚降二级调用，司道府降三级调用。这对督抚大员们的营私舞弊行为起到警策作用。
同年，陈廷敬发现云南巡抚王继文以军饷为名拖欠国家军用钱粮90万两，动支库银并私自贪污前后银数赢缩相悬便毫不姑息，令部严惩。一时之间，京城内外官吏为之惶恐。在他再度任职吏部尚书时，不许被选拔之人前来拜见。并告诫下属：“对选用人才，如有不同意见，一定要上报呈请，不能一个人自作主张。”同时，他还上疏皇帝，要朝廷严格对知府、知州、知县等亲民之官的选用。建议对这些人中未经考试直接以钱捐官者，在选用时仍要进行考试。陈廷敬在整肃风纪中，特别注重以身作则。他任吏部左侍郎管理京省钱法时，毅然革除了进呈样钱的陋习。两次担任户部尚书，“处脂不染，清操肃然。”任吏部尚书，更是严行法纪，对跑官者毫不客气。在山西省博物院的书画展厅中，有一幅陈写的名为《池上篇》的行书作品。这是他写给四弟廷愫的一封家书。当时，廷愫任河北武安知县，有“陈青天”的美誉。届满后，他写信给大哥陈廷敬，想在京谋一官半职。陈便写信劝他知足常乐，不要跑官，还是返乡躬耕田园，赡养父母，以诗书为伴好。四弟依言而行，终其天年。
选贤任能，为国家举荐人才。作为宰辅、堪称“伯乐”的陈廷敬，真是不遗余力。时人们称他“不忍于一士之不达，而引为己忧，其古宰之用心也”。又说他“得以人事君之道”。当时的著名诗人王士祯和著名古文家汪琬就是他亲自向康熙皇帝推荐的。二人都因此进了翰林院。此后十余年，康熙皇帝问他年轻的诗人都有谁，他又举荐了时任礼部给事中的史申义和詹事府詹事周起渭。后来，康熙皇帝召见朝廷大臣推荐清官廉吏，大家都各有所举。但话还未说完，康熙皇帝特转问陈廷敬。他立即举荐了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和清苑知县邵嗣尧。此二人都因此被提拔为御史官。好心的人曾劝他说这两人虽廉洁，但性太刚直，要得罪人。你就不怕连累了你吗？他却说，我举荐他们就是因为信得过，即使将来折了，我挨了骂，又有何妨？他领导编修《明史》，起用了著名历史学者万斯同。万是黄宗羲的门生，为保存明朝历史才以布衣身份参加了这一盛举。最后万稿《明史》在众多稿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定稿。此外，还有一个人间佳话。那就是陈将山西老乡、著名学者傅山先生举荐给朝廷。忠于明王室的傅山先生为保持民族气节，以死相抗，但康熙皇帝还是授他“中书舍人”的官衔，并请他参加《明史》编纂。
总阅编修 典司文章
文化繁荣是康熙盛世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廷敬以其“学问淹洽，文才优长”的总阅官身份，积极配合康熙皇帝组织和领导了这一时期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编纂了《清世祖实录》《清太宗实录》《政治典训》《鉴古辑览》《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冶河方略》《方舆路程》《清一统志》《皇舆表》《玉牒》《明史》等史书、志书、政书、类书典籍，为研究明代和清初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又编纂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文渊鉴》等大型语言文字工具辞书。令人赞叹的是，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廷敬第三子壮履也参加了前两部巨典的编纂。父子二人同操典业，足可留作人间美谈。
《康熙字典》是我国字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康熙字典》是在对明代《正字通》和《字汇》增缺删芜的基础上编成的。共42卷，收录47000多字，创当时的字书之最；每字能详其声音、古训，皆先今韵而后古韵，先正义而后旁义，古文俗体无不备载。三百年来，《康熙字典》一直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今天仍然是学人常用的工具书。《佩文韵府》成书早于《康熙字典》，今人知之者寥寥。《康熙字典》是字书，而《佩文韵府》是辞书。其重要作用：一是它力尽所及地囊括了由一个字组成的所有词汇，供后人学习写作（尤其是写诗词）备用，丰富了文学思路；二是它“以韵统字，以字系事”的编排方法，为后人编辑辞典奠定了基础。现行的《辞海》《辞源》一类辞书，都是继承和发展了《佩文韵府》的成果。
康熙四十二年（1703），陈廷敬晋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成为名副其实的辅弼大臣（阁老）。康熙四十九年，他以耳疾为由多次恳切请退，终获批准。但因编修御制文集的工作尚未完成，他仍得继续留京办事。编修国家图书是一项艰苦劳动。陈廷敬作为字斟句酌的编书总裁，呕心沥血，最终因积劳累疾病逝。康熙帝赐给他紫桫棺木一具，发给千两银子助丧，亲作挽诗，派皇子临场祭奠，加祭一坛。谥文贞。令行人(官)护丧归乡。
陈廷敬生前，康熙皇帝对他极为器重，曾多次赐诗、赐联题字。如今皇城相府大门前的御书楼就完整地保存着“午亭山村”和“春归乔木浓荫茂 秋到黄花晚节香”题词石刻。在其墓地过道的十通路碑中，还有两通刻有康熙御制祭文，“恪慎清勤”“始终一节”便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
